【东台记忆】40年前的春节，有没有你的记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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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九四八年重阳节东台解放，满目疮痍的东台城，由于战乱造成的创伤以及自然灾害侵蚀，市场物资供应匮乏，尽管如此，人们对新社会的到来充满希望，憧憬着“电灯电话，楼上楼下，出门坐汽车”的美好未来……

　　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过春节的情景，孩提时代的记忆常常浮现于脑际，难以释怀、拂之不散、挥之不去……春节期间，在天空中盘旋的飞鸽的哨音，军营里传来的军号声以及远方时而稀疏、时而密集的爆竹声，都是我们难以忘怀的新春佳节美妙的乐音。

　　1956年冬天，为了让人民群众过好春节，东台县人民政府财贸办公室等相关单位，组织台城各商店外出采购春节群众过年供应物资，准备了上海糖果、地方糕点、洋河双沟大曲，飞马、大前门香烟以及肉皮、猪肉、鲜鱼、水果、各种蔬菜，一切都在政府“当家人”的考虑之列。为了满足过年的需要，县食品公司特地从外省市调运大批咸猪头、出口转内销的听装蛋黄粉、熟猪油，以保证市场的供应(咸猪头不属计划供应物资，可以任意购买)。

　　政府一方面积极动员组织货源，争取让全县人民过好春节；另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宣传“增产节约、反对铺张浪费”的精神。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春节并没有什么特殊供应，各单位集体食堂年夜饭“聚餐”资金，来源于当年集体伙食开支节余的油、米、面(即所谓“伙食尾子”)，绝不可能由单位安排报销开支。从大年初一早餐开始，食堂仍然凭“就餐券”或买饭菜票就餐，且分为“甲菜”“乙菜”“丙菜”大荤、小荤、蔬菜之区别。尽管是春节，食堂供应的点心也很难见到肉包之类的食品，基本上为馒头、花卷、菜包、糖包；所有食堂饭菜只供应粮油关系在食堂的代伙者；机关单位加班夜餐仅此一碗馄饨或阳春面而已；不在食堂代伙者，包括干部等都不得在食堂随便就餐，尽管你想买单也不可能。

　　东台人素来有节俭的美德，奢侈浪费不符合东台人的风俗民情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春节，家家户户划糕、舂粉、蒸包子，其米面均来自平时每月供应的计划口粮，一点一点将米面票券收集起来，到了春节“丰盛”一下，满足一家老小的食欲之需，绝不可能像时下灌香肠蒸肉包来得那么容易。俗语说，“巧媳妇难作无米之炊”。

　　可东台的家庭主妇们，为了调剂春节点心的花式品种，动脑筋，想窍门，变着法子让一家老少开心：胡萝卜煮熟了拌在糯米粉中蒸糯米团，拌上玉米面，烙又甜又香的萝卜饼；最费事最好吃的莫过于山芋干淀粉馒头，我母亲曾经做到几回，那可是用一把把浸泡过的山芋干，带水上小石磨磨成浆，再加面粉发酵做成的啊。胡萝卜煮熟了晒干即为春节招待客人可口的果脯，羊油炸的春卷、麻团又香又脆。艰难岁月的春节仍然显得那么丰富，有声有色；丰富的背后寄托了多少对未来的期许，充满了战胜暂时困难的必胜信心。

　　为了配合政府“反对铺张浪费”的宣传，1956年春节期间，台城经济、大众等饭店首先推出“五元钱和菜”的模式，而不是刻板地推销整桌酒席，“和菜”有2元、3元、4元、5元不等，因人数多寡、口味浓淡、分量多少而定。继而各大饭店也灵活地规定顾客点菜可根据个人的喜好，随机决定菜式的分量，各种菜式分别定为大、中、小三种规格。我清楚地记得，1957年元宵节，我和父亲与一位姓张的伯伯在三元酒家吃晚饭，就曾经点了小分量的熘虾圆与中等分量的白炒虾仁，吃到最后很少有剩余。

　　上世纪五十年代春节虽然过去半个多世纪，可当时不少家庭春节期间为了节约，只吃两餐的情况记忆犹新。表面上讲春节期间吃得太多，吃得太好，吃不下去，不能浪费，骨子里头当时每家每户准备过年的菜肴、点心太有限了，每天只吃两餐可以多延长几天，因此东台人留下这样一条俗语：“初一吃掉了，月半寡寡的。”我记得小时候，母亲曾经多次这样告诫我们。

　　五十年代中期的东台和全国其他不少地方一样，国家采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，以保障民生。到了六十年代初期，又碰上抵还外债，各项生活用品供应缺口很大，特别是一到春节，尤其显得紧张，地方政府采取积极应对措施：首先是让粮食实行按户计划供应，后来又分大小口、分工种，凭证购买，最后按户口、粮油证发券，“大口”(成人居民)24斤；“小口”婴儿(0-3岁)7斤，幼儿(3-7岁)13斤，少儿、未成年(7-10岁)17斤，少年(10-13岁)24斤；企业职工26斤，国家干部、教师以及事业单位人员28斤，初中生、体育教师32斤，高中生34斤，重体力劳动职工36斤。计划分配粮食在一定程度上，基本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。而人口多的家庭在不同年龄阶段，粮食的需求并不一致，有时宽裕，有时紧张，不管怎么说，总比人口少的家庭占便宜得多。“不患贫而患不均”，譬如说春节期间，香烟供应开始是按户计算，后来不分“大口”“小口”，按人头计算，人口多的“沾光”，且甲种烟票(指大前门、运河、光荣或上海)和乙种烟票(飞马、华新、许昌)基本上用不完，可作为礼物送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尽管经济社会状况有所好转，但春节物资仍然是凭票计划供应。票的品种越发越多，大多数春节供应票证由居委会代发，粮、油、米、面、豆腐票由粮管所发，外出可以凭介绍信到粮管所兑换粮票，出省可领全国通用粮票；食品公司发肉票、皮蛋票、肉皮票，水产公司发鱼票，糕点厂发糕点票；为了防止间或停电，春节以及平时，凭火油卡可以到小百货商店，农村“下伸点”按月供应半斤至1斤火油。

　　计划经济时代，商业局、粮食局、物资局、供销合作社、食品公司的职能权限可谓不小，肩负着人民政府的信誉，关系着老百姓的吃喝拉撒，甚至一段时期，方便用的草纸也要计划供应。人民政府对于春节结婚的男女青年，也曾规定几项优惠政策，可凭结婚证买两床棉花胎、领几丈布票，也可凭介绍信买一些香烟、糖果等紧俏商品。荣誉军人、优抚对象除了民政部门敲锣打鼓上门慰问之外，还可另外收到一些譬如猪肉票、大米票、油票以及自行车、缝纫机票特殊供应的票券；华侨或有“海外关系”家庭可以在兑换外汇时领到一些外汇券，购买到一些紧俏商品；票券供应在一段时期内常态化，对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，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，实行了几十年的票券宣告结束，退出了人们的生活视线。

　　计划经济时代的春节供应，尽管人民政府什么都大包大揽下来，但凭票券按计划供应，仍不可能抚平物资匮乏时代人民群众的恐慌心理，抢购现象时有发生，“人头上接钱”这句俗语便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。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春节前凌晨三点，去新坝南轿巷排队买肉的经历。三姊、五弟和我，被母亲从沉睡中叫醒，抖抖嗦嗦在寒风中排队，其目的是排在前面的可以买到一块较肥的肉。春节好多物资并不发券，像百合头青菜、慈姑等，而是凭粮油证或户口簿按户计算购买。“主意总比政策多”，一些人家为了多得到一些春节计划物资的份额，纷纷将粮油户口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，这样可以多购买一些春节供应的商品，如果按时下缴“环卫清扫费”，他们就讨不到什么便宜了。那时期春节凭票证供应，没有谁胆敢逾越这个底线；也没有谁能得到特殊供应的可能，物资短缺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春节就是这样的。

　　一进腊月，东台城街面上热闹起来，从文化馆(中文庙旧址)向西，一直到西溪三里路上，摩肩接踵、人来人往；过了腊月十五，脚步紧了，新桥口、新坝街头、新东桥经常堵塞得没法前进。摊子上卖年画的，卖菩萨轴子、卖门神、卖花钱的；高悬着竹竿卖天灯的，一边走，一边喊；卖灶家老爷、卖送灶糖的歌唱得十分悦耳；卖狗皮膏药的、耍猴的面前围满了一圈又一圈观望的人群。南北货商店、布店、茶食店里挤满了城乡采购年货的人们，平时大家拼命地节约，为了过年，这时又显得如此的洒脱，买、买、买，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，都是为了祈福纳祥，为了迎接这个古老的盛大的节日!

　　新桥、启平、鼓楼三个街道办事处十几个居委会里都在紧张地排练节目，县文化馆里布置好新春展览，挂灯结彩准备春节灯谜，所有街头的黑板报焕然一新。无论白天、夜晚，东台城大街小巷丝竹不绝于耳，人们由旧社会“迎神赛会”的“娱神”走向今天的自娱自乐，的确从心底里得到了平日难以得到的愉悦。

　　东台人历来在挫折面前不服输，在艰难困苦面前不泄气、不弯腰，天生的一副乐观、进取、勇往直前的秉性脾气，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，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，铸造了东台人追求精致、追求完美、追求幸福的纯粹的思想品德。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，尽管遭遇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物资短缺的窘迫；尽管生活在“低标准、瓜菜代”的艰难岁月，他们仍然忘记了饥饿，忘记了痛苦、忘记了疲劳，忘记了疾病。正如一位长者曾经预言：“甭看现在有钱没处买，总有一天东西多得塞煞街……”纯朴、善良、勤劳的东台人民从来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，失去信心，他们坚信：困难是暂时的，未来是要靠自己努力创造的。

　　在举国欢腾庆祝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刻，街道居委会的干部们并没有闲着，除了组织人员、组织物资慰问残复转业军人，慰问赴朝作战的军属之外，还挨家挨户地签订《四防公约》(防火、防盗、防谣、防特)，可难为他们了，开始都是用红纸一份份抄写，后来才改为用粉红色书面纸铅印，再一家家登门签名履约，张贴在堂屋的壁板上。

　　1956-1957年春节期间，全县培训文艺活动骨干5489人，《车水号子》《开祥民歌》被推荐参加1957年江苏省春节农村业余汇演。东台电厂业余狮舞队增添台城春节喜庆的色彩，搬运公司以罗三喜为队长的铜管乐队风靡一时，成为台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街头演出少不了花船、花担、“小放牛”，这是必定要看的节目，不仅要看着装打扮，还要看表演，听唱曲儿呢！

　　春节一大早，台城大街小巷除了来来往往的人群之外，更是台城孩子们狂欢的天下。百货公司在门前设摊摆出各式各样的玩具：无锡惠山泥人、上海电动小汽车，天津戏曲脸谱，木制刀枪剑戟；从鼓楼大街人民大会堂前的空场上，到西十字街宁树路土地堂一带，到处摆满了充满春节气氛的地摊，有玩套圈的，打弹子的，打汽枪的，扯扯嗡（抖空竹）的，吹糖人的，卖泥人的，卖纸风车、汽球的，卖冰糖球的，看小木偶戏，看拉洋片的……吃的、玩的、看的应有尽有。午饭过后，唱麒麟的、唱凤凰的，渐渐多了起来，一队队舞龙灯的队伍，在锣鼓声中走街串巷，鱼贯而入，把春节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，白色的、黄色的、彩色的，群龙飞舞，相互戏耍，直至暮色降临才依稀散去。

　　春节期间，东台城同业工会、工厂、学校企事业单位举办春节联欢会，组织职工“团拜”，参加春节联欢。春节前半个月，人不分老少，单位无论大小，大家都在利用业余时间，积极排练节目，不惜牺牲个人休息时间。有场地的，没场地的；有条件的，没条件的，都一样搞得轰轰烈烈，红红火火。没有人讲什么价钱，谈什么报酬，为的是一个“喜欢”，一个“乐”字，为的是能够在大伙儿面前露一手，一亮歌喉，一展舞姿。最时髦的莫过于“采茶舞”与“扇子舞”了，还有话剧、快板、相声、三句半，演出内容围绕当年时政宣传，也结合身边的事件，寓教于娱，针对一些家长里短进行批评教育，也表扬新人新事，新的风尚。一些单位会从工会会员经费中拿出一些钱，买糖果瓜子，分别用旧报纸糊的小口袋分装，散发给参加联欢的群众；那时节是“见者有份”，并不在乎你是不是这个单位的职工同志，会场上其乐融融的氛围可想而知。后来一些食品糖果生产厂家从中看到商机，生产出印花玻璃纸糖果袋，分装瓜子、糖果，供应单位、个人喜庆活动的需要，那是后话。

　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春节联欢会、茶话会既简朴又热闹，这其中离不开县委宣传部的组织发动，县文化馆积极配合，创作、编印、分发地方文娱宣传材料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　　这时节，东台城内的寺庙香火正旺。在人民政府宗教政策保护下，虔诚的佛（道）教徒们从除夕夜至春节零点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起，就陆陆续续来到台城各大庙宇烧香，他们祈祷上苍降临福佑，新年伊始阖家幸福安康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；也有来庙中还愿、为菩萨换装的……还有“烧拜香”的，在一家家寺庙前叩着头走过去，香火最旺的要数东岳庙、关帝庙、城隍庙、大圣寺、玉皇阁、泰山寺等。

　　新东桥以东的东台电影院里一场接一场放映着热门电影：香港影片《岐路》，印度影片《两亩地》；孙家巷隔壁的东台剧场里上演京剧《杨门女将》，锣鼓敲得山响。春节期间的傍晚，台城影院、剧场散场的时候，看电影、看戏的人群像赶集似的挤满了台城中心街道。特别是东台镇教工排演大型歌剧《红珊瑚》，那是在六十年代一个春节期间公开演出，可真是一票难求。那年头不提倡打麻将，工作辛苦了一年的人们，有的在家中打扑克、下象棋，也有的聚集一帮京剧“票友”，在京胡、三弦的伴奏下“吼”上一曲。青年人时兴拉手风琴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流行的歌曲是经久不衰的主题。也有人喜欢听音乐，最流行的唱片是“敖包相会”还有“九九艳阳天”。京江公所小戏台上排演着经典歌剧“白毛女”…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台城里的春节，是那么的从容、淡定、温馨、祥和……

　　很可惜，1966年闹起了文化大革命，在“破四旧”的浪潮中，在这此后几年的春节里，人们连贴春联、贴“福”字、放鞭炮、走亲、访友、拜年等民风习俗都当作“四旧”被破除了，过年显得冷冷清清，索然无味。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，春回大地，欢乐、祥和的春节氛围又回到民众之中。

◆作者：周啟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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